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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國人在香港埋了多少雷?

時間:2019-07-22 21:30來源:和訊 編輯:歐陽雪字體設置

 
  1994年12月19日,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,立起了一塊牌子,牌子上清楚地寫了一段話:
 
  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倒計時,距1997年7月1日925天。

 
 
  在此后的925個日子里,幾乎每一個來到天安門廣場的人,都要在這塊牌子面前合影留念。
 
  1997年7月1日,香港回歸,這是一個注定會讓全中國人銘記的日子。
 
 
  國力下降的大英帝國阻止不了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。
 
  但是,英國人從來不會甘心就這樣退場,英國在離開自己的殖民地之前,總會習慣性地給當地埋點雷。
 
  比如,英國離開印度之前,把印度分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,故意不明確克什米爾地區的歸屬,一手促成了后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矛盾。
 
  香港也不例外。
 
 
 
  1
 
  1997年7月1號,這是很多中國人都會銘記在心的一天。
 
  當天,香港的末代總督彭定康一臉苦澀地看著解放軍列隊進入香港。
 
  和查爾斯王子登上軍艦后,彭定康回過頭來,戀戀不舍地朝香港揮手。
 
  彭定康的女兒從小在香港長大,她們在軍艦上難受地落下了眼淚。
 
  英國人從來就不愿意歸還香港。
 
  英國人一開始的打算,是能不還就不還。
 
  1979年3月,當時的香港總督麥理浩專程來了一趟北京,見了鄧小平一面。
 
  他來北京的意圖很明確,就是想問問香港能不能續租。
 
  鄧小平當然毫不猶豫地拒絕了。
 
 
  得知消息的撒切爾夫人還是不死心。1982年,撒切爾親自和鄧小平談判,提出只歸還租界的新界,九龍和香港島還歸英國人。
 
  拒絕。
 
  提出“主權換治權”,香港歸還,但是治理權歸英國,也不許中國駐軍。
 
  拒絕。
 
  剛在馬島戰爭中打贏阿根廷的戰績讓撒切爾夫人信心滿滿,她暗示要使用武力抗拒香港回歸。
 
  鄧小平:“只要我們愿意,今天晚些時候,我們就可以在香港升旗。”
 
 
  在經過了2年,足足22輪的談判之后,1984年12月19日,雙方在北京簽訂《中英聯合聲明》。
 
  雙方約定1997年7月1日,英國歸還香港。同時,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,香港本身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民主制度可以維持50年不變。
 
  其中還有一條關鍵的:在1984-1997這段過渡期里,英國負責香港的行政管理,維護和保持香港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,中國政府予以配合。
 
  13年時間,足夠英國人做很多事了。
 
  1997年7月1日,在和彭定康離開香港時,查爾斯王子笑著問他:“你是在和所有香港人打網球嗎?”
 
  彭定康回答說:“我在這座城市里交了許多極好的朋友。”
 
  但彭定康沒說的是,他在臨走前,給這些“好朋友”留下了一份英國護照。
 
  根據公開的解密文件,彭定康在離開香港前,草擬了一份5萬人的“白名單”,名單上全是忠于英國的香港社會精英。
 
  這些精英每個人都收到了一個密碼,只要有了這個密碼,在任何時間、任何地方的英國使領館,他們都能憑密碼帶著全家人入英國國籍。
 
  這5萬人里,有不少是高官富商,他們中不少人已經移民去了英國,但相當多人還是留在了香港,他們中有2100人的名字、身份,時至今日還嚴格保密。
 
  一批忠于英國的香港人,回歸后一直留在香港,除了搞事還能干什么呢?
 
  這樣的“雷”,英國人還埋了很多。
 
 
  香港回歸前,香港警隊中有一個叫“政治部”(SpecialBrunch)的單位,專門負責特務活動,直接隸屬于英國情報機構軍情五處。
 
  按理說,一個特務部門應該很低調才對。可政治部偏不,他們活動非常高調,成天掛著部門的徽章,四處抓反對英國統治的老百姓(603883)。
 
  當年還沒有現在諸多的網絡流行語,政治部簡稱“SB”,警察們但凡聽到有人自稱SB,都會對他肅然起敬。
 
  為了幫助英國控制香港政府,每年都組織政府各部門的領導來培訓,教這些人如何監視手下,讓他們定期向自己匯報工作。
 
 
  到1995年,政治部解散時,香港政府里的大多數官員,已經都在政治部工作過了。
 
  比如香港首位華人警務處長李君夏,曾經就是政治部的主要領導。
 
  這些人讓大陸收回香港后面臨了兩難處境:在這些留下的官員里,你不知道誰是忠于英國人的,把他們一個個找出來吧很不現實,但如果全部換掉吧,整個公務員隊伍有18萬人,換掉也是天方夜譚。
 
  這些留任的官員里,就出了不少專門給我們添堵的。
 
  比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,在任時曾說“香港回歸只是換個旗子,其他都沒變”,退休后又公開支持港獨分子,跑去美國呼吁“關注香港人權問題”。
 
 
  糟心的人給你培養了不少,英國還在回歸前修改了一些法律。
 
  1967年,港英政府為了制裁左派暴動,制定了一個《香港公關秩序條例》,凡是想游行示威,都得香港警察批準才行。
 
  在香港回歸之前,港英政府用這條法律“合法地”鎮壓了無數次工人罷工。
 
  結果,在1996年底,距離回歸只剩下7個月了,港英政府卻突然改了規矩,以后誰再想暴動示威,再也不用向警察申請了,而且想在哪搞就在哪搞。
 
  目的何在,不言而喻。
 
 
  還有英國政府的《社團條例》。以前,只要香港總督懷疑某組織勾結境外勢力,不需要有證據就可以宣布該社團非法。
 
  因為這個條例,我們新華社駐香港記者站向領導匯報工作時,有時都得專程開車到深圳這一側,才敢打電話。
 
  結果,1992年,港英政府突然就變“開明”了,他們宣布解除社團限制,隨便什么人都可以注冊,也不再取締任何組織。
 
  等到香港回歸后,“香港外國記者會”就拿著英國人當年臨時改的條例為依據,屢次邀請藏獨、臺獨分子來演講。
 
 
  原本,英國人統治時期,港督在香港手握立法、行政、軍隊三大權,說一不二。
 
  可是,在彭定康任期最后幾年內,他突然變成了“不戀權位”的大好人,把自己手上的權力分到各大部門。
 
  先是把行政權分給了政務司,再把手下的“立法局”,變成獨立于政府的“立法會”。
 
  權力一分之后,香港回歸設立特首時,想建立統一高效的管理,就千難萬難了。
 
  在英國人統治香港的上百年間,他們從來沒有給過香港人所謂的民主、自由,但是等到香港快要被收回了,他們卻突然“好心地”給了香港“民主”。
 
  真是江山易改,本性難移。
 
 
  2
 
  1997年6月30日的晚上,所有中國人都在電視機前見證了那個激動的時刻。
 
  當天傍晚,駐港部隊進入香港威爾士軍營,中方代表向英軍發了一條極為霸氣的聲明:
 
  “我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接管軍營,你們可以下崗了”
 
 
  在整場回歸儀式上,英軍都顯得松松垮垮,步伐混亂,而對面的解放軍卻是腳步堅定有力,整齊劃一。
 
  23:59分,英軍儀仗隊準時降下象征英國統治的國旗。
 
  1秒鐘后,中國國旗伴隨著《義勇軍進行曲》,準時飄揚在了會場上!
 
  億萬國人為此徹夜無眠。
 
 
  可是,香港和內地在接下來20年的發展,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
 
  內地崛起的速度,超過了當初最樂觀的預測。
 
  中學的政治書上就寫過了,我們在1987年對未來的計劃是:在21世紀,用30-50年的時間,基本達到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有4000美元。
 
 
  但是,在2016年,這個數字就達到了8000美元。
 
  相反,香港逐漸失去貿易中轉站的地位,隨著上海、深圳、廣州的發展,國內外的投資不必再一窩蜂涌入香港。
 
  香港的地位一落千丈,而且,內地越發達,香港的地位就越不重要。
 
  回歸前后的改變讓香港人有了心理落差,再加上殖民的影響還沒完全消除,從街道名稱到公園雕塑到政府部門的人,英國人留下的印記始終都在那里。
 
  英國人埋下的雷開始一個接一個地爆。
 
  相比直接的政治手段,英國很喜歡用冠冕堂皇的“人權”說事。
 
 
  1991年,英國把聯合國發布的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,改個名字、叫法,寫成了《香港人權法》。這份公約提出了許多人權方面的倡議,比如限制死刑、放寬國籍戶籍限制等內容。
 
  然而,公約畢竟是個理想化的文件,就連英國自己也沒有全盤接收,而是根據自己國情,選擇性地引進了公約的一部分。
 
  可是,對香港,英國人卻拿出了最高的標準,反復地把這些價值觀灌輸給香港法律界人士。
 
  1999年,一對年輕的中國父母(均非香港籍)在香港逗留期間,生下了一名叫“吳嘉玲”的女童,結果被香港政府依法遣返。
 
  女童父母把這事告到法院,因為事涉兩地關系重大,全國人大專門出來釋法:“要父母一方在1997年前已為香港永久居民者,其在港出生的子女才能夠取得居港權”。
 
  事情本來已經很清楚,但香港一些律師卻借“赴港產子”這事,說人大干涉香港內政、破壞人權。
 
  其中鬧得最兇的是“香港公民黨”,他們到處打著聯合國《公約》、《香港人權法》的名義,煽動香港百姓上街鬧事,要求政府允許吳嘉玲獲得香港身份。
 
 
  2001年時,他們又借助另一個在香港出生的“雙非兒童”莊豐源,把給予香港居留權的事搬出來炒作。
 
  由于公民黨中有許多法律界人士,精通法律程序和條文,還擅長對百姓打“親情牌”,在他們的操作下,香港法院判決政府敗訴,對赴港生子網開一面。
 
  結果,一看這么鬧完后,在香港出生就能有居留權,許多想給子女拿香港身份的大陸產婦,都瘋搶著跑去了香港。
 
  一時間,香港各大醫院的床位被搶空,當地的福利開支壓力劇增。引發了許多香港老百姓的不滿,街頭抗議紛紛。
 
  少數因為資源被搶占而不滿的香港居民,把怨氣發泄在了大陸人身上,他們給到港大陸人起名“蝗蟲”,四處張貼侮辱性言論。
 
  這個時候,他們再也不提人權的事了。
 
 
  在討論港珠澳大橋的修建方案時,公民黨慫恿一位叫朱綺華的老太太,以空氣污染不利健康為由,申請司法復核。
 
  港珠澳大橋造得好好的,就因為這個事情硬生生停了一年。
 
  最終,港珠澳大橋成本上升了89億港幣,平均每個香港人都為這點破事多付了1000多港幣。
 
  雖然做了一圈無用功,但是香港精英對這件事感到非常驕傲,因為這證明他們講法制。
 
  公民黨的人說起這事時,嘴上也都是“人權”、“法制”,表示他們很關心朱老太太,呼吁政府應該傾聽弱勢群體的訴求。
 
  可是,等官司敗訴,朱老太生病后,記者去采訪公民黨大佬,問起他們朱老太的病情。
 
  結果,這群自稱“關心朱老太”的人,居然沒有一個人知道對方住院的信息。

 
 
  這些精英們關心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人權、法治問題,他們就是在抬杠。
 
  被分走了核心權力的特首、一群不懷好意的政客、一幫被寵壞了的市民、一手遮天的資本家,再加上1000多人的美國駐港領事館。
 
  香港遵循英國人挖下的坑,一步步走到了現在的困局。
 
 
  3
 
  1999年回歸祖國的澳門,就沒有這么多事兒。
 
  澳門被殖民者侵占的時間,遠比香港要長得多,從明朝嘉靖三十二年開始,葡萄牙人對澳門的侵占加起來有四百多年。
 
  但是絕大多數人都沒有聽說過“澳獨”,因為這種人極少極少。
 
  之所以澳獨極少,是因為回歸之后的澳門,遠比回歸之前要好。
 
  1997年7月29日凌晨,澳門新世紀酒店依舊是燈火通明,來自全世界各地的有錢人匯聚于此,享受著紙迷金醉的生活。
 
  突然,一聲尖銳的槍響劃破夜空,撕破了澳門夜晚的寧靜。
 
  兩輛面包車上走下來十幾名手持AK-47的殺手,對著酒店大廳的玻璃幕墻“噠噠噠”掃射,現場一時大亂。
 
  等澳門警察趕到時候,現場已經一片狼藉,多名外籍游客和酒店保安受重傷。
 
  由于有很多外國游客受傷,這起槍擊案在國際場合引起巨大反響,澳門被不少國家拉進了旅游黑名單。
 
  對于內地人來說,這種黑幫當面火并的事情簡直是天方夜譚。
 
  但是對于回歸前的澳門人來說,他們對這種場面早就習以為常。
 
 
  上世紀90年代,澳門的博彩業、旅游業被黑幫把持。
 
  澳門本地的報紙頭版頭條上,幾乎每天都能看到血淋淋的照片:街頭火并,殺人越貨,打砸搶燒,等等等等不一而足。
 
  和英國人不同的是,葡萄牙人殖民澳門之后,沒有系統推行殖民化教育,對澳門的治安、經濟也很少投入。
 
  一直到90年代,澳門很多地方還在沿用大清時候的律法。
 
  葡萄牙人對澳門的治理極其失敗,才會讓黑幫崛起代替了政府的一部分職能。
 
 
  回歸前的澳門,名義上還是葡萄牙管轄,然而,在澳門說話管事的,不是葡萄牙總督,而是手握10萬小弟的澳門黑幫教父尹國駒。
 
  尹國駒還是馬仔的時候,就敢帶著手下馬仔跟澳門警察火并,還擊斃過一名警官。
 
  他當上澳門本地幫派14K的老大以后,行事更是肆無忌憚,文章開頭新世紀酒店那些拿AK突突的人,就是尹國駒的小弟。
 
 
  1998年,他甚至專門斥巨資1400萬請了任達華、蔡少芬等一線港星,拍了一部名叫《濠江風云》的電影,用自傳的形式吹噓自己的“黑道經歷”。
 
  黑社會老大拍涉黑電影給自己洗白,可以說是囂張到一定境界了。
 
  澳門警方注意到了這位黑道大佬,開始搜集他的黑材料。
 
  但是,此舉惹惱了尹國駒,1998年5月1日,警察局門口一輛公務車突然爆炸,那是澳門警察司司長白德安的座駕。
 
  因為警長并不在汽車上,躲過了一劫。隨后,警察根據蛛絲馬跡鎖定了尹國駒,把他抓了起來,想要徹底鏟除他。
 
 
  沒想到,膽大包天的黑幫直接跟警察叫板,開始到處搞破壞。
 
  一時間,澳門街頭濃煙滾滾,從5月8日凌晨1時15分開始,一天內發生了26起爆炸案、53宗縱火案。
 
  就連澳門警察總署和總督府,都被武裝分子投擲了炸彈。
 
 
  葡萄牙人根本管不住無法無天的黑幫。
 
  因此,澳門人迫切地希望能夠回歸祖國,讓解放軍收拾這些人。
 
  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后,解放軍正式進駐澳門,強勢震懾宵小,宣判了澳門黑幫的死刑。
 
 
  短短4年后的2003年,公安部對澳門社會治安考察后認為,澳門已經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。
 
  而且,和香港貿易中轉站的地位不同,澳門的經濟有90%都來自博彩旅游業,大陸越發達,澳門經濟就越好。
 
 
  回歸前后生活沒有落差,反而越來越好,自然就不會有澳門人懷念殖民者,更不用提什么“澳獨”了。
 
  我們小時候都學過一首歌,叫做《七子之歌·澳門》。這是一首旋律很簡單的歌,歌詞也非常直白,每次還都是一群孩子們唱的。
 
  但是,這首歌似乎有一種魔力,無論何時,無論何地,只要歌聲響起,它總能讓聽到的中國人,情不自禁地為之潸然淚下:
 
  你可知“mu-cau”,不是我真姓?
 
  我離開你太久了,母親!
 
  但是他們擄去的是我的肉體,
 
  你依然保管著我內心的靈魂。
 
  啊~三百年來,夢寐不忘的生母啊!
 
  請叫我的乳名,叫我一聲“澳~門~”!
 
  母親啊母親!我要回來
 
  母親!母~親~!
 
  其實,七子之歌的歌詞是聞一多先生的詩句,在這“七子”里面,不止有澳門,還有香港,還有臺灣。
 
  只是,從來沒有人有機會把香港和臺灣的詩句譜成歌曲。
 
  香港現在的問題和殖民者脫不了干系,只有消除殖民者留下的印記,才能放開手腳解決香港人民的困境。
 
 
  1984年,中英香港談判焦灼時,春晚舞臺上有一個叫張明敏的不知名香港歌手,操著并不流利的國語,唱起了他唯一的作品——《我的中國心》。
 
  那一代的香港人,對國家有著高度的認同感。
 
  可是,到了這一代香港年輕人中,這種感情早已淡漠了。
 
  如果我們不能盡快處理香港的問題,再過10年、20年,香港的下一代,下下一代里,還有多少人,能由衷地唱出這首歌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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